河岸上的法治刻度

今天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关于基层法官的真实故事。这个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，有的只是一个关于几棵杨树、两位老人和一位法官在田间地头丈量司法温度的日常。

那是去年深秋，我庭陈士涛法官办理的一个案件。2021年，原告杜某超从第三人杜某兰处购得浔北干渠南岸一排杨树，当他砍伐时却遭到被告胡某才的阻拦。胡某才持1997年承包合同，主张西起砚台村界的350米林地权属；杜某超依据出卖人杜某兰2009年水利局协议，主张东至胡庄村交界的承包范围。双方历史合同载明的两村“界桥”地标已湮灭，第四至第六水泥桩间争议树木归属成谜，致购树款与损失责任难以厘清。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，一个举着褪色的承包公证书，一个攥着皱巴巴的买卖合同，在深秋的寒风里僵持不下。他们身后，是两段承包合同上模糊的“砚台村交界”，是两个自然村三十年的地界变迁，更是基层司法实践中常见的“事实认定困境”。

面对这场纠纷，陈法官没有简单套用证据规则。他三赴争议河堤，丈量每根水泥桩的间距；他走访水利局档案室，在泛黄的承包合同里逐字比对仔细比对；他联络两村村干部，在航拍图与村民极易中寻找界址痕迹。//他画出承包区域示意图，认真审视双方的证据。杜某超确已支付对价，胡某才也确可能为树木所有权人，杜某兰作为中间人也已尽到审慎义务。为了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，他在判决书中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从实质化解纠纷出发，当历史边界难以复原时，司法应当在证据框架内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公平。”最终，判决双方各自承担一半责任，双方均服判息诉。

这份判决，没有输赢。两位老人各自承担半数责任的结果，让杜某超收回了部分血汗钱，让胡某才保住了部分林木收益，也让基层群众真切感受到：法律不是非黑即白的利刃，而是调和矛盾的纽带。当判决书送到老人手中时，胡某才说：“陈法官，其实您这样判挺好的，我来法院交钱！”

陈法官常说“当事人将争议交到我手上，必须要对他们每一个人负责！”同事们，这就是新时代法治精神的生动注脚。这样的故事，在民一庭比比皆是。民一庭深夜不熄的灯光里，藏着法治最真实的模样：是法官会议上反复推敲的案情，是助理们穿梭村镇的足迹，是书记员装订成摞的卷宗。这些细碎的微光，如同河堤上那些斑驳的界桩，或许单看并不耀眼，但当它们连成线、汇成网，便勾勒出司法为民的坐标。

我们深知，每份判决的墨迹终会褪色，但俯身倾听时的微语、丈量土地时的严谨、在证据链条里构建最大限度公平的思量，终将在岁月长河中沉淀为法治的底色。让我们继续带着这样的微光前行，以“如我在诉”的情怀对待每一起案件，让司法的温暖浸润每一寸需要法治守护的土地。

（洪泽法院 刘明卿）

责任编辑：石勇